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上编,对这一段序言作了分析,说:王安石的话是表述了“古之《周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之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地进行训释了。说明了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王安石说从周代到当今,周代的太平之世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所谓变革,不过恢复周代的太平盛世而已。其实,《周礼》不能说它是全部伪造,至少后人加进不少的理想成分。借着旧日的衣冠,说出的是陈旧的思想,却又发动一场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改造现实成为一个崭新世界;思想体系上的矛盾反映出找不到历史出路的困惑。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所以,一场革新运动,应当有一新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种历史观在整个改革的进行过程中,都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力量。变革的历史严正地向后世人展示了这一道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代大政治家的历史观点也应当作为一代史学思想来进行研究。历史学对社会的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通过历史教育,包含在各种文艺、文学作品中历史知识历史观点的影响,转化成一种观念、思想,影响人们的行动、行为。这些都能体现出史学的作用。而史家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参与现实的活动,以及政治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点,进行的政治治理、改革,都明显地看出史学的意义,看出史学思想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从思想上给社会以巨大的反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