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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手段太毒辣了！”陈独秀切齿痛恨地说。
“由于斯大林残酷地肃托，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中的反对派，也没法再呆下去，于是就回国了。为了安全，回国时，我们都化装成华侨，我和刘仁静等绕道欧洲回国；其他多数人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到远东海参崴，然后持华侨的假护照，坐船到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仁川，换船直驶上海，如王文元、叶英等。”吴季严停了会，又轻声地对陈独秀说：“舅舅，我们回国前曾在莫斯科炮校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尽量不暴露自己反对派的面目，以图纠正‘六大’路线，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一派自居，不要到党外去组织新党；万一被开除，应该在已有的托派组织中工作，不应另立门户。”
吴季严讲他在莫斯科的见闻有声有色，陈独秀听得津津有味，耳目为之一新，从而加快了他向托派的转变。他与周围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一批人，便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这样，“托陈取消派”应运而生了，接着，他们就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误入了歧途。然而，托派却吹嘘说：
“其划时代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
陈独秀是个义无反顾的人。然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1929年8月5日这天，陈独秀正式向党宣战了！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并要求在党报上发表，“以便公诸全党”。他在这封长信中，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抨击中共“八·七”、“六大”以来的路线仍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这封长信，可以说是陈独秀及托陈派向党论战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