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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磊落坦荡，从无小人之心，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之中，他先是因不满“新法”执行不利而给百姓带来的灾祸，为新派所不容，其后旧党司马光重掌朝政时全面废止“新法”，又拼命打压王安石派系，苏轼亦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因此两派人对他都视若仇敌，其为人之耿直坦荡由此可见。南宋人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中提到：“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苏轼这种真性情发于辞章，能写出饱含才情之佳作；施于朋友，能交到至情至性之知己；若将之用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官场，就难免处处碰壁了。
高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将高俅刻画成了一个奸诈无比的典型奸臣形象，可以说是全书的“反角男一号”。索查《宋史》，当时的确有几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称为“六贼”，六贼之外还有杨戬，这七个人《宋史》皆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而唯独在民间“臭名远播”的高俅未独设本传，仅有几处散落交代。《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宋史·李纲传》载：“（靖康）元年，陈东上书乞诛蔡攸……高俅等人。”《宋史·忠义一·李若水传》载：“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至于高俅的其他事略，散见于《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宣和遗事》《挥麈录》《鸡肋编》等书中。统观这些史料，可大略描绘出高俅的一生：他原为庶民，因善蹴鞠而受到徽宗赏识，其后竟官路亨通位极人臣。金兵第一次进攻东京时他随徽宗逃难，最后老病而死，死后被追削其官。正史中，高俅一生政绩平平，劣迹亦不甚昭著，有载的只是“败坏军政”，以及见于《宣和遗事》的为阿谀徽宗而构陷良民。而从《宋史》不列高俅本传可以推断，高俅其实并非同“六贼”与杨戬一样系大奸大恶之徒，更可能只是皇帝身边一个不学无术的弄臣而已。对于高俅事迹记载最详尽的《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曾布之子。王明清也可谓是世家旧族，见闻十分广博，因此《挥麈后录》虽非正史，而后世学人认为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说它可以“补册府之遗”，同时亦承认它所记的资料翔实可靠，非一般坊间穿凿附会的笔记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