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7 1978—2016年在园儿童数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儿童入园并不像义务教育那样,是一个公共政策目标。但是,它确实是各国政府在家庭需要的时候提供的公共服务。于是,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优先提供给谁,以及家庭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公共政策话题。
然而,从图2-7中我们能够看出的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极端敏感性。1996—2004年,在园儿童不断减少的时间段,是社会热议“入园难”“入园贵”的时期,也是国有企业剥离社会服务功能,财税制度改革正在启动的时期;而2010年后的儿童入园数量的迅速增长时期,正是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落实政府投入责任的时期,也是“入园难”“入园贵”,但是“质量担忧”、民办幼儿园集体遭遇信任危机的时期。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的改革、财政投入为主和民办幼儿园信任问题,都是学前教育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变化,而财税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政府各个层级的责任划分,则是支持体系的改革。每一项改革,以及每一个公共服务体系的变化,都会导致相应的公共话题的出现。由此,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家长的义务,但是,公共服务仍然非常重要,必须将学前教育服务的政策等级提高,才能保障供给和财政责任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