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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了1946年出版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一书中的《我所认识的陶行知》。撰写此文时，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陶行知病逝次日，司徒雷登在接受《联合晚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万分悲痛的心情”。后应“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之请，撰写此文。该文开篇即指出：“三十年前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后文又忆及，陶行知“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作为陶行知的老师，司徒雷登在执教金陵大学时就对陶行知赞誉有加，当时陶行知对王阳明学说已深有研究，常与司徒雷登一起讨论王学。陶行知、黄华、龚湃都是他赏识的学生。其后，陶行知师从杜威，归国致力于新教育改革，将旧学基础与实验主义相结合，开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开创“小先生制”，形成具有创造力的生活教育思想，勤恳务实，为中国教育造就不少人才。在简略介绍陶行知的留学经历和归国从事的教育运动之后，作者认为，陶行知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躬行实践，不务浮夸。”他对陶行知满怀深情：“假如天假以年，我相信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不料最近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使我个人失去一位相尚以道的良友，中国教育界失去一位勇敢前进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