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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刘静修天分甚髙，学博才雄，议论英发，当时推重，殆与许鲁斋呉草庐等。然以愚观之，谓之有志于圣人之道则可，谓其有得乎圣人之道，恐未然也。姑举所疑之一二，以俟知言者断焉。退斋记有云：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者，皆洒然而无所累，变通不可穷也。即如其言，则是所谓道体者，当别为一物，而立乎事物之外，而所谓事物者，不容不与道体为二，茍有肖焉，亦必有弗肖者矣。夫器外无道，道外无器。所谓“器亦道，道亦器”是也，而顾可二之乎！又叙学一篇，似乎枝叶盛于根本。其欲令学者“先六经而后语孟”，与程朱之训既不相合，又令“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此言殊为可疑。夫易之为书，所以教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学易之能事毕矣，而又何学焉？性命之理，他经固无不具，然未有専言之如易之明且尽者。易茍未明，他经虽有所得，其于尽性至命，窃恐未易言也，而静修言之乃尔其易。语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茍尝实用其工，不应若是之易其言也。得非所取者博，而勇于自信之过欤？又尝评宋诸儒，谓：卲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初闻其言，殊若可喜。徐而绎之，未为当也。孰有精而不正，正而不大者乎？若夫出处之际，议者或以其不仕为髙，亦未为知静修者。尝观其渡江一赋，其心惟知有元而已。所以为元计者如是其悉，不仕果何义乎？其不赴集贒之召，实以病阻，盖踰年而遂卒矣。使其尚在，固将相时而动，以行其所求之志，必不肯自安于隐逸之流也。然则静修之所为可重者，岂非以其有志于圣人之道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