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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霞道：“我最近总是想起任味辛来，感觉他之所以对社会科学津津乐道，其实也是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逃避。随着我对高层机关生活的熟悉和了解，我现在也越来越赞赏任味辛的选择了。所以，你如果真想帮我一把，就把我安排到蓝海市社科院吧，我去那里继续完成任味辛没有完成的研究，他生前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课题，现在还空在那里。”
公与乘道：“可是，实践证明你是非常适合做领导工作的！”
丁海霞道：“我肚子里曾经憋了一些话没有机会说，现在我想说出来，我姑妄说之，你姑妄听之，可以吗？”
公与乘呷了一口酒，道：“请讲！”
丁海霞道：“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一个人也莫不如此，否则的话就与行尸走肉无异。你也知道，儒家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奉为圭臬，似乎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儒家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的，讲究‘经世济民’，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上去，‘经世济民’似乎是封建社会精英们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才是他们真正的人生理想。说白了，中国人内心深处就是崇拜权力，崇尚升官发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古人也好，今人也好，都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儒家的道德标准存在，但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却屈指可数，历史上也曾出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比如诸葛亮、范仲淹士大夫，也曾涌现一身正气、‘不爱钱、不怕死’的文天祥、岳飞等文臣武将，也曾有过包拯、海瑞和于成龙之类清官，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天空寥若晨星，而且昙花一现；绝大多数旧式官僚对那个标准缺乏诚意，他们以圣贤的话语装饰门面，却成天都在做收刮民脂的勾当，即使是看门的衙役，也要利用他那点权力向有求于他的人索取‘介绍费’；像知府、县令这些官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个活得潇洒滋润，家财万贯，良田豪宅，妻妾成群；读圣贤书只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发财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于当官？因为在那个时代，是否做官以及官做得大小，是衡量一个人成就和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说明他的成就越大，他的人生价值就越高，他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经世济民’只是儒家精英的道德政治理想，而普通的读书人，没有不把读书做官看作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唯一途径的。做官除了带来权势和声望，还带来财富。当了官，可以发财，发了财，还可以继续升官，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多；当官发财，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当然，这都是封建社会的特色产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将变为渐行渐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