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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传统教育派理论相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具有时代性和新颖性，成为西方现代教育派理论的主要标志。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时代性和新颖性，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才在20世纪前半期对世界各国教育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矛头是批判传统学校及传统教育理论，因此，它与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密切联系的，有时甚至被看作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毋庸讳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身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引起了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批评。但是，应该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激励人们批判和改变传统学校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促使人们广泛地去重新思考教育目标、教育原理和教育方法。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罗思（Robert J. Roth）指出的：“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样能够不通过杜威。”[126]
杜威与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分化的产物。虽然杜威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其早期著作中，他从批判旧学校脱离儿童生活，强调教育应尊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的角度出发，的确说过改革将是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并将之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验中，虽然也有“社会目标”和“双重取向”的实验，“儿童中心”取向的实验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于1920年公布的七项教育原则中，突出的也是儿童中心主义思想。长时间形成的规范和思维模式，20世纪20年代的成就，导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多数活动家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引发的变革需要缺乏敏感，遂使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派别，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突显出来。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康茨（G. S. Counts，1889—1974）和拉格。他们充分挖掘杜威教育思想中强调社会功能的一面，批评儿童中心论者忽视了社会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弱点是对社会问题不够重视，主张教育应当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杜威和克伯屈也赞同和支持他们的主张。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美苏“冷战”的形势下，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流派而发挥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T. Brameld，1904—1977）。他将改造主义称为“危机时代的哲学”，认为教育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他提倡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改造课程和教学过程，要求教师劝导学生参加社会改造活动。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批判地继承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遗产，同时又从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了营养。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