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7 1978—2016年在园儿童数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儿童入园并不像义务教育那样，是一个公共政策目标。但是，它确实是各国政府在家庭需要的时候提供的公共服务。于是，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优先提供给谁，以及家庭需要支付多大的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公共政策话题。
然而，从图2-7中我们能够看出的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极端敏感性。1996—2004年，在园儿童不断减少的时间段，是社会热议“入园难”“入园贵”的时期，也是国有企业剥离社会服务功能，财税制度改革正在启动的时期；而2010年后的儿童入园数量的迅速增长时期，正是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落实政府投入责任的时期，也是“入园难”“入园贵”，但是“质量担忧”、民办幼儿园集体遭遇信任危机的时期。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的改革、财政投入为主和民办幼儿园信任问题，都是学前教育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变化，而财税制度改革以及相应的政府各个层级的责任划分，则是支持体系的改革。每一项改革，以及每一个公共服务体系的变化，都会导致相应的公共话题的出现。由此，学前教育虽然不是家长的义务，但是，公共服务仍然非常重要，必须将学前教育服务的政策等级提高，才能保障供给和财政责任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