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上编，对这一段序言作了分析，说：王安石的话是表述了“古之《周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之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地进行训释了。说明了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王安石说从周代到当今，周代的太平之世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所谓变革，不过恢复周代的太平盛世而已。其实，《周礼》不能说它是全部伪造，至少后人加进不少的理想成分。借着旧日的衣冠，说出的是陈旧的思想，却又发动一场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改造现实成为一个崭新世界；思想体系上的矛盾反映出找不到历史出路的困惑。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所以，一场革新运动，应当有一新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种历史观在整个改革的进行过程中，都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力量。变革的历史严正地向后世人展示了这一道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代大政治家的历史观点也应当作为一代史学思想来进行研究。历史学对社会的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通过历史教育，包含在各种文艺、文学作品中历史知识历史观点的影响，转化成一种观念、思想，影响人们的行动、行为。这些都能体现出史学的作用。而史家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参与现实的活动，以及政治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点，进行的政治治理、改革，都明显地看出史学的意义，看出史学思想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从思想上给社会以巨大的反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