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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有3000多年的历史，有丰富的典籍和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有优良的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整体面貌，为世界各国所仅见。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史学本是历史的反映。历史变动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提高了，史学自亦随之而有所变革。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之一。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频频武力侵略下，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中国人也加快了对外国尤其对西方各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它们的文化各领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学》的立论，多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史学为依据，进而结合中国过去的史学和作者的认识而展开论述。
《新史学》抨击“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即缘于此。所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诚然，古代史家对于“朝廷”和“国家”之区别的认识，确实模糊。但对这种区别的萌芽认识，并非全无，而至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史书中的“群体”意识，亦并非全无，如《史记·陈涉世家》及后来史书中所记述的各种“民变”，以及史学家的民本思想，还有对于类传的设置与区分等，或多或少还是涉及了“群体”的地位和价值。至于说“今务”和“理想”，前者指忌讳研究本朝史，后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后果。梁启超针对“今务”说：“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这一点，梁启超说得十分中肯。汉武帝曾说《史记》是“谤书”，崔浩国史案使许多人遭到杀戮，唐玄宗时“唐国史”已有百余卷却不能公诸于众，明朝则只修实录而不撰国史，凡此种种表现，弊端丛生，影响深远。说到“理想”，即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认识，中国古代史家还是有成就的，司马迁记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唐初史家论隋朝之亡与秦、隋历史的比较，历代史家的辨兴亡之论，王夫之纵论历朝治乱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见解。当然，他们所论，都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