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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专刊培养了一批人才为荣，这只是近些年来看到那时的青年作者今天已众多成才之后的心情，如果要问我当年编辑专刊时的感受，那却是有苦难言的时候居多。其一，是《哲学》专刊的作者面广，来稿有时积压“成山”，我从未有过掌握“杀伐大权”的念头，更多的是担心伤害了作者，得罪了作者。其二，最害怕的是犯政治错误。一切都要听党的话，这是党训，具体落实到人头上就是一切都要听某个当权的党员干部的话。我不是党员，无从听到党的直接指示，看到党的内部文件，看来稿主要是凭学术标准，而当时的学术标准与政治标准往往没有区分，政治标准又往往以当权的党员干部的话为依据，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是由我负责期间的《哲学》专刊开始的，或者说得具体点，第一篇公开的文章是1964年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由光明日报社转到我手中，我看后只觉得有学术水平，便签了“可用”字样，记得似乎还注明了可放在头条的意见（记不清），报社见到我的签字后有过什么举措，我不得而知，反正很快就见报了。接着是个星期六，住在我家后面的一位哲学系同事从设在民族文化宫里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回家（他当时已从北大借调到这个小组工作），他见到我，劈头第一句话：“张世英啊，你闯下大祸了，你的《哲学》专刊上发的那篇讲合二而一的文章出问题了。”我心中忐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具体回答，他是党员，我不便多问。很快，光明日报社通知我：上面（我一直记得说的是中宣部，只是到前几年才从一本书中知道是指的康生）已发现“合二而一”的文章有问题，指令凡打算刊登的文章都要送审。接着，上面又要光明日报社将这方面的来稿一律不再送到我手中，而直接上交。我心中虽觉不快，但处在那个时代，对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的事也并不觉得怎么不合理。当时，光明日报社一位和我经常联系编务的同志安慰我：“好在你不是党员。”我在负责专刊期间，一直和报社的同志们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是就这个问题写过交代检查，遭到过盘问。前不久，应某出版社之约，编写《黑格尔读本》，当写到“黑格尔主编《班堡报》期间，虽谨慎从事，仍屡遭追查，终因失望而辞职”这一段情节时，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好在时代套在哲学的脖子上的枷锁已经打开，我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美好前景仍然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