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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史学源于先秦时期，其最初的萌芽是《尚书》。《尚书》里的《周书》诸篇，皆当时政治文献，如果作为历史，那就应该属于“原始的历史”。例如，周公在许多篇文告中所述，作为当时之人以当时之精神论当时之事，当然是黑格尔所说的“原始的历史”。不过，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论当代事情的时候不断反省历史，总是爱把古今的事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变中之常和常中之变。在他向殷遗民发表文告时，面对的问题是：殷商原来是“大邦”、“天邑”，是诸侯的共主（天子），周原来是“小邦”，从属于殷商，可是这时周却以武力取代了殷商的地位，怎样才能使殷遗民心服？针对这个问题，他解释说，殷商原来的确是受“天命”的“天邑”，因为“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可是到了纣的时候，情况变了，纣严重失德。因此，周才代殷而受“天命”。而且，“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你们先人的史册上明明记载着，当夏代君主从有德变为无德的时候，你们的先祖成汤不是也曾革过夏的命吗？[135]周公的这些话并非只是说给殷遗民听的，在《无逸》篇中对成王、在《康诰》、《酒诰》中对康叔也用同样的历史材料说明了同样的思想。所以，他所说的历史是大体属实的。而他所说的道理则是，夏商周三代的嬗迭是历史之变，而其间兴亡之理又是历史之常；其变是常中之变，其常是变中之常。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尚书·周书》就既是原始的历史，又是反省的历史；而且在反省中不仅看到了常，同时还看到了变。这就是中国史学里通史传统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