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国七年（1842—1918年）。就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这是中国最多变的一个时代。都城北京，两次被陷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者们的联军之手（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东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所生的大混乱之中。外国的兵舰大炮，不时地来叩关，来轰炸。继而有甲午的大败，要港的被强占。但那些事实，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迹于文学中。太平天国的建立与其失败，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却只产生了一部不伦不类的《花月痕》。义和团的事变，也只见之于林纾的《京华碧血录》及一二部短剧里。文人的异样的沉寂，实在是一个可怪的现象！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最后，也继了声、光、化、电诸实学的介绍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纾所领导。虽还不曾发生过什么很大的影响，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学里是有了和司马子长同等的大作家存在着的。散文，因了时势的需要，特别的有了长足的发展。梁启超的许多论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势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门堂。他开辟了“新闻文学”的大路。他和黄遵宪们所倡导的“新诗”运动，也经验到在旧瓶中装得下新酒的成绩。但这一切，都还不能够有着重要的伟大的影响。他们所掀起的风波，要等到“五四”运动以来，方才成为滔天的大浪呢。小说和戏曲在这时，俱有复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为中心之概。其一是昆腔的消沉与皮黄戏的代兴；其二是武侠小说与黑幕小说的流行。文坛的重镇，渐渐地由北京的学士大夫们而移转到上海的报馆记者们与和报馆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们，像王韬、吴沃尧辈之手。这正足以见到新兴的经济势力，正在侵占到文学的领域里去。上海在这时期的后半，事实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