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人物评价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